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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阿乙也没读完《尤利西斯》,但这无损我们对乔伊斯的热爱

时间: 2018-01-30 10:38:07 来源: 凤凰文化 冯婧 作者: 编辑: 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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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斯与诺拉

    朗诵、舞蹈、沙龙、放映、诺拉之吻,一场以致敬乔伊斯为名的文学之夜。乍一听,这很“单向空间”,却不怎么“乔伊斯”。

    乔伊斯的夜晚,怎么想都应该更咸湿一点:像《青年艺术家画像》里,16岁的斯蒂芬紧紧依偎在妓女的怀中,“歇斯底里地嘤泣”;像《尤利西斯》里那样,充斥着跛脚的少女和洁白的乳房;像写给娜拉的信里,“我在你身体里连续挺了好几个小时”……

    更私密一点,像《最危险的书》中提到的莎士比亚书店。西川说,“那个书店里有好多床,你可以躺在那,你可以躺在那看书,你可以睡觉打盹。在这个书店你摆几张床试试,气氛立刻就不一样了”。

    或者更暗黑神秘一点,像乔伊斯陷入写作时那样迷信,“黑猫和希腊人预示着好运”,“在屋里打伞意味着厄运”;像《芬尼根的守灵夜》里,亡者躺在河岸,爱尔兰甚至世界的历史和未来,就像意识一样从眼前流过,“变化无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正适合一个夜晚篇”。

    还好,所有的形式都将被乔伊斯的魔力消解。西川说,我们不能像朗读《红岩》一样去朗读《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伟大,但不是《红岩》式的伟大,它是一个发明,是一场奔向地狱的革命,不能把它当成一部伟大的高不可攀的书,如果一天到晚之乎者也,就感受不到色情的部分。

    嘉宾们也没有发表严谨的文学评论,他们乐于扮演读者的角色,甚至是听起来不那么称职的读者——西川、阿乙、戴潍娜和王敦都没能完整读完过《尤利西斯》。

    据西川介绍,读不完乔伊斯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图书馆里的《尤利西斯》永不都是前几十页已经发黑了,后面还是新的。乔伊斯自己说,这个书写出来,就是让那些教授们啃五十年啃不完。《芬尼根的守灵夜》更读不了,读者可以打开任何一页开始读,读两页就可以搁下了。

    戴潍娜说,乔伊斯有点像是在等待世界拒绝的一个作家,只有极少部分人能了解乔伊斯所创作的风景的全貌,但吊诡的是,正是这种不了解,构成了我们对乔伊斯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根本的了解。

    阻挡阿乙读完《尤利西斯》的是他身上某种“刘伯温”的东西,抑制了他对都柏林那些掌故的理解,“那是一个欧洲的故事,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每次看到书架上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和《尤利西斯》,他心里就会感受到一种崇高的召引。在他看来,艾伦·坡、欧·亨利、莫泊桑或者卡佛是可以僭越的,但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这样的雪山只能去仰望,他们是人类剩下的最后几个作家。“翻到这些伟大作品,会觉得它每个句子都像光一样的在海面上跳跃,感觉特别舒服、特别伟大。但是又觉得好像这个事情跟自己关系不是很大,这个是比较让人绝望的地方。”

    王敦认为,自己没能读完的原因是它过于艰深,读它的乐趣并没有能够支撑自己花很多的精力、脑力和情感的投入。但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阅读者,他认为《尤利西斯》一定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典故和互文性,对着注解读会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读不懂、什么地方能够get ,如果要进一步深挖,需要对《圣经》、天主教文化、爱尔兰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而《最危险的书》恰好为《尤利西斯》提供了“上下文”。

    或许,这是现场所有读者当天晚上最大的收获,终于不用再为没有读完《尤利西斯》而感到羞惭。乔伊斯虽然绝不讨好读者,但也不想故弄玄虚将读者拒之门外。

    一位姑娘现场用英文朗读了一段《尤利西斯》的原文后,失手打翻了高脚杯,这个小意外成为了“文学之夜”的绝妙注脚——《尤利西斯》是乔伊斯写给诺拉的终极情书,两人互寄的色情信件成为了现代文学的隐秘源头之一。而这本文学史上有名的“禁书”所经历的封锁与审查,以及围绕它所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使得“自由”从审查的桎梏中突围,宣告了“文学”的胜利——就像读过《尤利西斯》,饮尽“诺拉之吻”后,打破高脚杯的一声脆响。

    《最危险的书》讲述的就是《尤利西斯》从地下到公开,从查禁到合法,从贬斥到赞誉的豹变,不啻为一段作家、出版人、盗版商、律师和法官共同参与的冒险旅程,已于近期由单读出版。下文为嘉宾们的现场发言,凤凰文化特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西川:在乔伊斯身上,既能看到左派也能看到右派,一方面很下流一方面又很高尚

    这本《最危险的书》,副书名叫“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而战”。为他而战,就一定是一帮子人,像庞德、艾略特、海明威这些人都在里面,还有律师,他们全在为这个事忙活。庞德就是一个怪人,他是属于永远不会坐在这跟你说话的,他跟你说话的时候,老摆出一个他马上要走的姿势,所以有些人就会烦庞德,就不喜欢他。然后还有艾略特,艾略特当时跟伍尔夫等人在英国伦敦,伍尔夫忽然发现艾略特化妆,艾略特为了显示自己特别忧郁,他的脸上会带一点绿色。艾略特那么大牌的诗人,去参加朋友聚会,他还要化一点妆,而这个妆不是为了把自己化漂亮,而是为了把自己化得更忧郁一点。

    当然,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欧洲到了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产生,那个时代产生那么一帮子稀奇古怪的,那么有革命精神的人,不光是有作家,诗人、艺术家,还有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都混在一起。这帮人干的事,大多数都是在主流社会看来是非常不着调的事。其实这种实验、革命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挺自然的事。整个历史就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这些人每一个都是那种特别的,按照我们今天看来都不正常。就这么一帮子人,你说他不着调也好,他们就像一个大漩涡,《尤利西斯》就是一个大漩涡,它吸引了这么一帮子人,全卷在这个漩涡里了。

    当时那些作家、艺术家、出版人身上蕴含着一个巨大的能量,无论多少年之后,你依然能够感觉到那个能量场。比如说乔伊斯,见到叶芝时,不客气地直说他老了。我怎么说呢,反正就是那种能量感,隔多少年之后依然能感觉到——这种能量和那个革命之间,当然是有巨大的内在的联系——真是令人神往,这种能量、写作、这群朋友,他们一方面很下流,一方面很高尚。而且,即使是乔伊斯自己,他自己也说,淫秽和崇高对他来说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太狠了。那时欧洲有一些高高在上的作家,叶芝这些人代表的是贵族势力,乔伊斯就是底层,但是发现了下层那种最龌龊的世界里,无比灿烂的诗意,太了不起了,现在依然能感觉到这个东西。

    他的小说那么激进,但他的诗歌又是合辙押韵的,这有点邪门,在乔伊斯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左派,也能看到一个右派。看他对叶芝是那样一种态度,他之所以这样,一定是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趣味不屑一顾。他也写合辙押韵的诗,但写的什么呢?写的比如,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撒尿。他有一种对他来讲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他就爱这么干。别的写法对他来讲,比如写写秋天的落叶、月亮升起来了,他觉着好无趣。所在时代大多数人所认为美的东西,对于乔伊斯这样的人来讲,无趣、乏味、俗气。所以他才这么干。

    说到时代对创作者的限制,一是各种各样的禁忌,出版时要求你修改,甚至不能发表。二是时代趣味,如果说这个时代就喜欢舒舒服服的文学,那文学就等于迎头撞在了墙上。这是在各个国家、不同的时代都有的情况。再说冒犯。我们通常指的是对别人的冒犯,但是我想,我可能首先冒犯的是我自己。我过去有一套文学观念,我读文学史,我知道那些人都怎么写;我一开始写东西,是想追随那些伟大的先驱写东西,但是你一辈子之中会有一些契机,使你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的那套写法已经作废了。这就是所谓冒犯到自己,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某一部分完全作废了,没用了。就是说我意识到我要有一个变化。但是人家没觉着人家废了,咱觉得咱们一部分过去的东西废了以后,咱就照着这个(新的)方式写了,那你当然就冒犯了别人,这肯定的。一旦你开始真诚地面对你现在的困境,你一定就对别人构成冒犯。

    王敦: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和帮助他的那些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怪人是各取所需,要把他们分开,先要把乔伊斯和出版商们分开,再把出版商和文学运动分开。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乔伊斯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认为他相当于赵树理,虽然他有些地方非常深奥,但这本书局部深奥。当你一路走,任何一个地方读下去,觉得都很舒服。赵树理叫山药蛋派作家,他来自山西。乔伊斯离不开爱尔兰都柏林,就是说爱尔兰的苦难,都柏林作为这样一个殖民地,可以说是被英国欺负了几百年的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怪现状,它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天主教会对他们心里造成的巨大压力,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只有乔伊斯能写得出来,所以他是独特的,他和那些捧他人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利益。也有人很烦他,《最危险的书》里面提到,乔伊斯的同胞、比他稍微大一点的萧伯纳就很烦这本书。萧伯纳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太受罪,他觉得这种苦难感和罪恶感,和这种爱尔兰让人不快的所有东西,全在这里面,五味杂陈。所以,萧伯纳说作为一种惩罚,应该把这本书强制性地让爱尔兰所有的男青年都来读一遍。

    然后,说到《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两位女编辑,我看了《最危险的书》以后,才比较了解,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同性恋。她们写不出《尤利西斯》,但是作为社会激进分子,她们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它的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对于政府,对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天主教会的这种颠覆力量,可能让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好,总之就是要解构。而且在一九零几年到一九三几年之间又经历了一战,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因为一战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像马恩河战役,索姆河战役,成千上万的人就消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使得当时的人就是反传统,最后组成了联盟一样的组织。乔伊斯本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革命,他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就是在写爱尔兰,但实际上他却写出了一种现代的情怀。

    另外,牵扯到一层商业利益,莎士比亚书店还有美国的兰登书屋,他们是在做现代文化的生意,看到这样一个话语和这样一个思潮的力量,会变成一种商业价值,然后这帮人在加入。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然后有一群激进分子认为很对路,再往后有一帮人发现了商业利益,所以就组成了一种相互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合力。

    《最危险的书》里“莎士比亚书店”这一章有这么一段,这里面不谈文学的神秘性,谈的是钱,谈的是文化机制,谈的是政治经济。 “西尔维亚·比奇,这个人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创立者。西尔维亚·比奇时机把握得很好,一战催生了一批跨国主义者,从没想过会背井离乡的青年男女们,突然间发现他们在为同盟国或敌国效力。所以无不幻想着大陆式的生活。”“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郎的急速贬值,使巴黎成为一个理想的国际大都市,1915 至1920 年,法郎相对于美元来说,贬值了近三分之二。巴黎低廉的物价,使它散发出势不可挡的魅力。”

    美国人过去也很土,叫孤立主义,而且美国相当于一个大农村,除了纽约以外的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国际视野。但是自从一战爆发以后,他们出国效力,以及外出游历,可以有一个美国本土以外的生活。我读了这些后,就觉得很靠谱,这是文学的外部分析,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条件,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这样一批新的一代作家,包括亨利·米勒,他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他所能够觉得舒服的土壤之后,才能冒出来。

    戴潍娜:《尤利西斯》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我们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二十世纪初乔伊斯带来的这场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思维和方法论的革命,是现代主义的革命之路。这场自由的胜利,跟二十世纪兴起的量子物理,跟流行的微观史学之间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或者说都有非常微妙的量子纠缠。

    伍尔夫曾经对乔伊斯有过一个评价让我印象很深,她说他是一个“揭示内心深处火焰闪动的作家,火焰携带着大量信息,在头脑中稍纵即逝。”《尤利西斯》它描绘的是都柏林一天24 小时内发生的事,乔伊斯试图把24 小时里的每一秒,都赋予史诗般的重视和意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缕光的写法儿非常可怕。《最危险的书》里提到说他写了三年,刚刚写到了那一天早上的八点钟。而故事一直要到午夜才完结。我读到这个细节,当时就有崩溃的感觉。这恐怕是一个作家可能给自己创造的最恐怖的绝境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本《尤利西斯》是由“一位女性启发了他的灵感,一位女性对他资助,两位女性做了他的编辑,帮他长篇连载,再有一位女性给他做出版人”。总的来说,就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大家看到在历史上最激进的那些革命里面,女性都扮演了最重要的环节。匈牙利的一个作家哈拉兹蒂总结的很好,“革命者不一定是艺术家,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革命者”。

    我也特别喜欢乔伊斯和叶芝的那个桥段。1902年,乔伊斯第一次见到了叶芝,那会儿叶芝已经是爱尔兰文学掌门人,而乔伊斯是个还没出道的年轻人,俩人见面后,叶芝让他朗诵一首诗。乔伊斯特傲气地说,我可以给你读,但并不是因为你叫我读我才读的,你的意见跟路上的任何一个行人给我的意见没有区别。然后他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叶芝听完当下觉得这个年轻人骨骼轻奇,才分如云。开始忍不住跟他分享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他自己正在从原来的以诗歌为主的美学创作,转向了爱尔兰的民间传说的实验。乔伊斯回复他说,“这说明你退步的很快嘛”,说完转身就走。这还没完,他又回来问叶芝说,我今年二十岁,你今年几岁了?叶芝说我今年三十六岁。其实叶芝谎报了年龄,少报了一岁,他当年其实三十七了。然后乔伊斯怼了他一句特别狠的,“我们俩认识的太晚了,你太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这本书里充满了这类特迷人的细节,有太多二十世纪初那些既是革命者,又是天才又是怪人,浑身满满的荷尔蒙能量的这样一群人。

    这个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已经被人做过了。剩下的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奇迹。只有不可能的事,才能够从梦想变成现实,从凡人变成超人。历史上那些真正巨大的转折,往往都是不可能的事,或者说某种失控。而一手实现它们的,往往不是圣人不是贤人,也不是最聪明最漂亮的人,而很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人。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阿乙: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谈不上有形象或有精神形象

    关于叶芝与乔伊斯第一次见面的佳话,很惭愧,我只能说这样的佳话在中国是会打架的。中国的环境里是习惯于互相表扬,你粘帖我几句文章的片段,我粘帖你几句文章的片段,以示彼此都在隆重地阅读。实际上,不存在叶芝与乔伊斯这种互相攻击,我估计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我肯定没有雅量听下去。

    昨天我一天都很不开心,因为我一个长篇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写很久,结果有一个也不算朋友的朋友,发了一条非常苛刻的评论,就直接发在我上面。然后我就很不开心,不是因为他对我提出了不利的评价,而是他蔑视了我的工作,使我觉得我做的工作一文不值。好像我就在写一个普通的小说一样的,其实我是有一颗伟大的心,但是可能没有写好,但是也不至于让他这么说,我心想叫他去死吧。

    刚才说的巴黎的那一帮妙人,我就想到在中国,不是我崇洋媚外,会不会有一群非常牛的人也聚在一起,有一个什么圈子,有一个什么夫人主持。但是我后来想了,可能像西川老师这样的诗人,他生活中或许存在着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圈子。我经常想,我们跟国外这些同行从事的到底是不是同样一种事业?像乔伊斯,听起来名字这么高级,还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你再来听中国的,阿乙,本名艾国柱——这些你就感觉好像是不太对头。你再想想,中国文坛的家伙,我这么说有点不恭敬,就是头发非常少,这么一绺头发,往这边一梳,这么绕一圈,就是这么一个眼袋,比我的还深的,就是几个老帮菜在那。就是这群把持了,不是说把持了文坛江湖,而是构成了中国的一股创作者的现实面貌,没有什么气质。我始终觉得中国的文学界里,有一些西方气质或者说气质好的,像北岛老师,他一站出来就像一个文学家。但很多时候,我们中国的文学创作者谈不上有形象或有精神形象,穿衣打扮的形象也没用,大部分和我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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