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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宋没用》:浮生或作为底线的写作

时间: 2018-02-05 10:52:37 来源: 十月文艺(微信公众号) 项静 作者: 编辑: 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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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这是《好人宋没用》后记中任晓雯的第一句话,也是这部小说的全部精简得当的人生事例和形式,一个普通女人在业已成型完整有序的历史时空中被断层一样发掘出来,一个人搅动一潭深水。

    小说聚焦1921到1995年间上海的生活空间——曾经出现在各种文学意识和装置中,现代文学以降,众多作家以各种方式塑造过它的形象,再现这个空间中的人物和生活,形成了各种固定形象和命名,在聚集和构造处理这一时空纪实和虚构的方式、修辞和意象。

    这是任何处理这一时空的文学所必须面对的潜在对话者,任何想要有所作为的叙事者都无法视而不见。任晓雯把一个在上海生活的普通女人和她的人生节点赋予了长篇小说的形式,以语言的重新锻造,从“她们”回到“她”的写作理念的反拨和回撤,以扎实细致的针脚去映衬一个普通人庸常漫散的一生。

    与当下写作中遍地的雄心以及并不对称的呈现效果相比,任晓雯收束和用力的每一步都在恰切的点上,她从细微之处扬尘,去撬动更多的写作对应物,看似简单的故事和精炼的形式所开启的是精微而复杂的文学空间和需要重新衡量的文学标准。

    小说的开端定位在1923年的苏北,两岁的宋没用跟着凌乱的家庭,在大荒年里,被饥馑赶逐,从苏北阜宁摇着貿船,经由运河漂流而来,停在苏州河畔,起先住在船里,船身开裂而被迫上岸来,从此在上海立地生根。期间追溯过生命诞生之际的荒蛮、戾气、彪悍和粗犷,家庭的飘摇和人心的冷暖离散,一幅衰败凄清而又暗流涌动的画面。

    正是靠着生命的坚强韧性和无目的的活着豁出了一条明栈,一家人流落异地,最终穿越虚弱、饥饿、困厄、冷漠、灾难,她在尘埃里向外生长、占有、繁衍、不由自主地以肉身去拓展物质和精神的空隙。越过漫长凡庸的时光,穿梭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人生寂寥的结尾,宋没用又回归到一个人,她进入一条黑色甬道,往事一帧一帧浮显,今生今世最微小的细节,最陌生的人物,在屏幕上了了可辨,此生度过的所有时间,都被收藏起来,悉数奉还于她,她领受到安全温暖,离弃遗憾,“七十四岁的宋没用,回到了最初之地。”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申明死亡给予讲故事的人以权威,使得整个故事得以方便地传达,给予郑重的审视和观察以契机,让我们再次去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看到人生的起始与终结,他们的成长与犯错,停滞与漂浮。宋没用所经历的不同历史形态和历次社会运动,触及勾连的社会各个阶层,业已完成的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一生,以死亡完结的形态是这部小说的全部质料和库存。

    这是面向过去的故事,也在仰仗把现在变成过去,虽然故事里是一直往前进,但整个故事已经是完整的了,我们依然能感受叙事者的小心翼翼,左右规避,好像天生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使得它区别于这部小说所刻意拉开距离的那些叙事所拥有的笃定和志气。

    它在尽力规划和开启一个艺术的时刻,对面有一个作为参照物的群像,避免被它们捕获,那些包藏雄心的粗疏和直截了当的史诗作品,包括作家本人写于九年前的《她们》,它们往往有一个可以看得到明晰的路径,比如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和一方风土人情。

    菲茨杰拉德说:“小说来自于历史的缺陷”,小说这一文类的合法性有时候就是建立在对宏大历史的插入和拯救上,它拯救那些被历史遗忘的私密时刻,被各种叙事所无能为力的细部和褶皱之处,浅藏着世俗的事例和事件,当然又绝不会也不应该止步于此。任晓雯的“浮生”系列短篇小说,以及《好人宋没用》在面对众生的现世时,都是一首安魂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叙事者以朴实健康的肌理去建设每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仿佛是在模仿创世的动作。“浮生”取其字面意思,或者避免社会学深度阐释模式,是这部小说或者任晓雯近期创作中所发明和描摹的一种人生存在形式。

    一个普通人如宋没用,又或者张忠心、袁跟弟,周彩凤、许志芳们,都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浮在潮起潮落的人间,浮在时代的热流中,没有办法建立起牢固的主体性,但他们都在完成自然的人生。

    任晓雯说,“《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倘若要我塑造一个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想我是塑造不出来的,因为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身上有懦弱、自私、狡黠、随波逐流的地方,在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上也并非完全明白。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的光芒。”

    人的一生是各种事件的集合,其中某一个事件或者最后一件事可能改变集合的意义。确立了时间的尽头(叙事的时间)以后,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加以描述就变得顺理成章,并且生出自然人生并不具备的意味和仪式感。

    《好人宋没用》是一个混合体的芳香,普通劳动者借由深度描写所折射出来的神性的光彩,大历史宏阔前行途中遗漏的私密时刻,熟悉的历史事实侵入虚构后被精致的语言蓬松出来的新质地,以及抵御一种艺术观点离开之后尚存的余温,旧有轮廓若即若离的光晕,是存在本身的偶然与艺术必然的遭遇,这就是亨利·詹姆斯在批评托尔斯泰时所主张的另一种长篇小说的样子,“绝对精巧构思的艺术”。这种写作固然也有它的问题,但创造需要建立在这种写作之上,方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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